编者按：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得平台型媒体的机遇和困境随之暴露了出来，随着社会阶层、价值观、立场、文化等的隔阂和分裂进一步加剧，平台型媒体应该如何面对这种非传统安全语境？其发展方向和出路何在？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林瑾，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喻国明，在《传媒观察》2021年第1期发表论文认为，平台型媒体正遭遇着关系超载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关系超载正解构和重构着社会认同，使得认同危机问题愈加突出，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出现又进一步加剧了圈层化社会下的群体分裂、情绪失控和共识缺失等症候。平台型媒体亟需立足于当前的社会背景，进一步提升非传统安全语境下对认同危机的防范和化解能力，以一种共同体的视角，从技术逻辑到信息流动再到价值维度作出系统性的反思和探索。

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简称新冠肺炎疫情）等大规模流行性疾病为代表的公共健康问题是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主要类型之一，从非典型肺炎疫情到新冠肺炎疫情，人类社会中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爆发成为了值得关注的现象。因此，从实践出发对非传统安全语境下的相关问题进行反思也成为一项重要议题。非传统安全是相对于传统安全而言的一种安全观，关注的是易被传统安全所忽视的非军事威胁。在概念认识上，即是指“非国家的行为体对于国家安全、人民群众生存和发展安全造成的非军事侵害”。从新闻传播的角度来看，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偶发性的重大非传统安全问题，其本身就极具新闻性，成为了挑动社会情绪、考验媒体公信力、影响国际舆论的特殊新闻事件。

平台型媒体成为重要信息传播平台

本文探讨的平台型媒体包括但不限于大家所熟知的各类社交媒体平台、资讯分发平台和视频分享平台，如微信、微博、今日头条、抖音短视频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不同于传统安全问题的特点，其相关信息的产消也因此呈现出不同于常态化社会的传播模式。而平台型媒体上的信息传播模式可以很好地与之契合，因此可以作为非传统安全问题相关信息传播的重要平台，很好地发挥信息告知、环境监测和社会协调等作用。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个体本就有安全信息需求。而非传统安全将视角由宏观的国家转移到微观的片区，关注个体安全是其区别于传统安全的关键标志，这就使得精准地识别和响应个体需求在非传统安全语境下显得更为迫切。平台型媒体恰恰可以凭借渠道和技术等方面的优势，通过个性定制、精准推荐、及时响应等更有效地满足个体对安全的认知需求。

其次，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多是根植于社会体制、出现于国家内部的，有着深刻的体制性和结构性根源。就此次黑天鹅事件——新冠肺炎疫情来说，也能从人类社会发展和社会体制内找到一些端倪，环境本身、人与环境的关系、人与动物的关系的改变，都为潜藏在自然界中的病毒扩散到人类社会埋下了隐患，这也是未来人类群体中可能再次暴发重大疫情的潜在因素。而作为信息的整合者和社会的服务者的平台型媒体，首先就是一个基本的资源整合型的开放式平台，能够实现信息的有效存储、智能整合、快速检索等功能，可以也应当为此类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前期预警、经验积累、问题解决提供重要的参考信息。

此外，非传统安全问题造成的威胁是不可预期的，具有爆炸性、偶然性、恐怖性、心理可传染性等一系列特点，个体可以从现实环境中直接感知到非传统安全问题造成的威胁，还包括通过媒介环境而“拟态”地感知。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传统媒体及其新媒体平台因其信息的权威性再次受到瞩目，重新获得了活力，凸显了非传统安全语境下公众对传统媒体的认可与期待。而后起的社交媒体平台也成为了人们在疫情期间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其作为社会信息传播的大流量平台的地位依旧显著。同时，社交连接相对较弱的短视频分享平台、资讯分发平台等也在疫情信息传播中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但各类平台型媒体在非传统安全语境下对信息生产和传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其在非常态社会下面临的结构性问题。

平台型媒体上认同危机的产生和演变

如今，一种关系超载的压力感、失控感和不安感正向我们袭来。在非传统安全语境下，关系超载正以高于常态化社会下的强度增加着人们的心理负荷，侵入着个体的私人空间，进而解构和重构着社会认同。

（一）在社会分类体系愈加复杂多样的背景下，人和人又不得不处在时刻“被连接”的新时空中，这使得本不可能发生的社会撕裂发生了

自钟南山院士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新冠病毒“肯定人传人”后，人与人之间的隔离成了阻隔病毒在人际之间传播的有力措施。人们被迫居家隔离，但线下的隔离在无形中使得人们对网络的依赖进一步加强了，人们需要在线上获取信息和进行沟通交流的频率、时长大幅提高。这也说明了，在非传统安全问题爆发时，人们会大量、短时地聚集到平台型媒体上，围绕非传统安全问题及其相关信息形成更紧密的连接。

但在平台型媒体上，个体又存在明显的社会分类和社会比较现象。一方面，人们会自动地将事物甚至自己的身份作分门别类，归入不同的群体，并进行敌我、内外的区分。另一方面，平台型媒体上的用户也不得不接受被动的分类和比较，平台上的用户标签和等级区分就是这种社会分类、社会比较机制的体现。在社会系统不断被分解成新的社会要素、各种社会关系被分割重组形成新的结构的背景下，更丰富多样的群体产生了，而线上连接的增强又迫使不同群体间的壁垒被突然地、强制性地打破，交流的可能由无到有，交流的强度由弱变强。

（二）随着群体间的信息流动不断增强，强调信息实用性和到达效率的同时容易忽视共同意义的维系，导致情感共鸣的缺失和社会情绪传染

提供消除不确定性的信息是平台建构影响力的关键之一，尤其是在非传统安全语境下，平台型媒体更需要积极通过信息整合、实时更新、信息多媒体化加工等方式，以满足人们消除不确定性和寻求个体安全感的需求。但对能够消除环境不确定性、维护社会稳定的实用性信息的推崇，很可能使得平台型媒体在追求信息共享和流动效率的同时，面临能够稳定社会情绪、实现情感共鸣的信息的匮乏，并由此导致共同意义的缺失。

在非传统安全语境下，人们对信息实用性和到达效率的要求比在常态化社会下更高。但非传统安全问题又往往会涉及众多新兴且复杂的领域，其造成的威胁也较难被准确描述和预测，因此相关信息有很强的内在局限性和不完备性，包含着许多不确定性。这也是为什么非传统安全问题爆发时，谣言、假新闻等不确定性信息会有很大的滋生可能和快速传播空间，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关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观点往往难以统一，常常呈现出众说纷纭的态势。

非传统安全问题相关信息的复杂和真假难辨为平台上的信息传播模式带来了新的阻碍，而这些不确定性信息又将对受众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尤其在受众的情绪方面作用突出。因为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突发本就打乱了人们的正常生活秩序，又因其具有心理可传染性、恐惧性等特征，进而将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心理问题，而相关的不确定性信息则进一步加剧了可能的负面影响。

（三）在去中心化的网络社会中，平台型媒体上的社会结构也遭遇了变革，使得其上的认同样态进一步由中心辐射式转向圈层离散式

平台型媒体诞生于网络社会，因此其上的认同样态自然地沿袭了圈层化趋势，而且随着平台型媒体上圈层化现象的加剧，这种演变趋势将更加明显，并将在非传统安全问题爆发的催化作用下进一步加速演变的进程。

对于平台型媒体来说，延续常态化社会下的认同机制和样态可能会强化非传统安全语境下的社会圈层化效应，使得社会分裂和冲突加剧。这种彼此隔绝的圈层所形成的“硬壳”不仅会使外来信息难以进入，包括主流意识形态也会难以触及到各个圈层的群体，也就更谈不上有效的影响和引导了。因此，在社会环境、群体关系和价值维度遭遇变革的背景下，平台型媒体上的认同机制和样态更加迫切地需要做出调整和改变。

此外，非传统安全问题往往是上升到了国家安全层级的重大问题，因此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影响各国安全的跨国性问题。建构主义安全观作为安全研究的三大范式之一，注重的是以认同为核心安全变量的“规范建构”与“制度建设”。在跨国性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语境下，建构主义安全范式要求世界各国在国际交往中秉持共同的价值尺度和理性准则。各国间共享安全状态的实现要求各国都要共担责任，要以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为基础，超越传统以单个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交往模式，以共同体的视角处理国家间关系与全球性安全问题。因此，也有必要在全球化语境下，探索新的认同机制和样态。

以技术逻辑、信息流动和价值维度重建认同

（一）反思技术逻辑：以适度的“反连接”思维构建合理的社会分类机制

在非传统安全问题爆发时，人们在互联网上获取信息的时间更多，在互联网上的社交行为更加频繁，人与人的线上连接变得更加紧密。此时，基于某些情境的适度不连接或“反连接”思维就变得必要。

让人与人的连接变得更稠密和丰盈已成为了当前许多平台型媒体的目标之一，而这种连接还意味着要能实现不同圈层间有效的交流互动。当个体认为群体之间的边界是固定的和不可通透的，个体感到难以从一个地位低的群体进入到地位高的群体，社会流动性很低时，就会产生变革社会的集体行动，这在非传统安全语境下是极其危险的，会进一步打乱本就混乱的社会秩序。需要意识到，圈层化的存在本就不是为了加强群体间社会阶层、价值观、立场、文化等的隔阂和分裂，相反地，在圈层化的背景下要让不同群体间进行适度流动、达成有效交流，才能有助于社会回归稳定状态。

平台上各个群体间的边界要具有通透性，个体可以在各群体之间流动，这就要求平台型媒体要构建合理的、灵活的社会分类机制，以维护平台上社会结构的稳定。

（二）转换内容维度：和不确定性信息共处的同时实现情感和意义的“涌现”

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存在让社会风险变得更加不确定，如今我们要学会跟这种不确定性相处和共存。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信息传播中可以发现，平台型媒体把直接删除不确定性信息作为了一种主要处理方式，使得不确定性信息的价值被忽视和简单化处理了。面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相关的不确定性信息，我们应充分予以关注，重新考量其价值所在，不断优化对其的处理方式。

非传统安全语境下，平台型媒体应该有一定的信息容错性，即应该开辟让不确定性信息生产和传播的空间，因为这些信息的传播可能在短时间内会造成一些负面效果，但是长期来看却可能是利大于弊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爆发时，我们一旦有所发现就需要及时向社会和公众传递警示信息，因为如果未能及时作出警示或一味苦等科学证据的充分获得，公众就难以做好思想准备，这就有可能给人民生命健康造成更大损失。

面对不确定性信息，自组织是平台型媒体上得以消除信息不确定性的一股重要力量。自组织的方式挖掘和汇集了每个人处理信息的能力，在自组织力量的调动下每个人处理信息的能力变成整个集体处理信息的能力，并且个体组合之后的能力是高于个体能力总和的，只有这样才能出现信息的“涌现”。一方面，群体的能力、彼此的信任、责任与担当是实现信息涌现的内在动因，基于这些内在动因建立起的自组织会更容易形成集体认同感和归属感，可以更好地通过集体氛围引发情感共鸣；另一方面，平台上的开源软件、去中心化的协作方式、社群分享、在线共享文档等技术是信息得以实现涌现并彰显力量的外部条件。信息技术全方位、多角度冲击着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平台型媒体通过使用各种有效的手段和工具可以将信息更好地集合在一起，通过技术来赋能信息的处理、加工和整合，进而生成新的有机信息集合体，最终在已有的信息基础上实现信息增值和信息共享。

（三）强化价值导向：通过微型公众的协商民主达成理性对话、塑造基本共识，增强圈层的向心力

对平台型媒体来说，处理认同危机问题、实现共同体的建构需要让个体间、群体间达到理性对话的状态，在诸如新冠肺炎疫情等公共健康问题上达成必要的基本共识。

在非传统安全语境下，达成个体和群体间的基本共识、用更有力的价值回应去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带来的威胁至关重要。但目前的平台型媒体还面临着价值观念多样化、社会阶层分化、转型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诉求等方面的挑战，为推动个体间的理性对话，既要有理性的主流意识形态指引，也要能让不同个体在共商共议中达成价值默契，将“理论认同”与“感性认同”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达成理想的认同状态。

总的来说，平台型媒体在非传统安全语境下更应当承担起作为民主协商平台的重要作用。近年来，协商民主理论有了显著的研究转向，即从宏观的规范理论转向微观的机制设计研究，日益重视协商民主的制度化与技术化操作。在此转向过程中，一种重要的方法和机制——微型公众协商被提出和发现，在诸多微型公众协商方法中，协商民意测验是一种被广泛讨论和运用的黄金范式，可以为推动平台型媒体上的民主协商提供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

协商民意测验由费什金提出，其步骤与程序非常简单：首先，依据科学的随机或分层抽样从普通公众中选取代表性的样本参与协商民意测验。为鼓励抽中的公民样本参与进来，会给予适当的报酬与补贴；其次，参与协商的代表会收到讨论议题的说明材料，并通过简单的协商训练，在协商论坛中进行自由、平等的理性沟通与对话。这种方法可以弥补一般民意调查的理性缺失，即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未经反思的原初民意所具有的非理性、自私、狭隘等的负面影响。通过这种协商民意测验的方式得出的共识是一种关于某一议题的深思熟虑的民意，加之其采用的是一种微型共识的机制设计，能够避免庞大规模大众参与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都使得协商民意测试的方法在圈层化、微粒化社会爆发非传统安全问题时表现出独特优势和价值所在。

（载《传媒观察》2021年第1期，原文约9000字，标题为：非传统安全语境下的认同危机和平台型媒体的认同重构。有删节，图表和注释等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本文为202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主流媒体传播力绩效评估研究”（20JJD860001）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林 瑾，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喻国明（通讯作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